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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是《中央吸血鬼帝国》,还是《未来的天朝大国》?实际上,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,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,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,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。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,是自己的工人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。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——在边界上设置障碍,阻挡其产品的进入,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会逐渐认识到,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,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。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,而没有发生在中国,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“大分流”?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,书名就是《大分流》,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。一些人,例如彭慕兰,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;而另一些人,例如英国人戴维·兰德斯,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(与中国相比,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);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。今天,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,世界出现了“大趋同”的形势。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,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“新手”,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。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,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“中央帝国”(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)的烙印。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: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,让·米歇尔·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。与此同时,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,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(更确切地说是回归)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。宇航员进入太空,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;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,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;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,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;最后,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,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。网赌信誉官网日本、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。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,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、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,并开始起飞。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,买回技术和服务。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,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。接着,他们开始富裕起来,工资提高了,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(需要向学校、医院、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),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。总之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,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。今天,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,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。

网赌信誉官网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《拓展报》、《经济论坛报》编辑,《世界报》驻纽约特派记者、财经报道部主任,现任《回声报》副总编。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、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。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,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·吉佐的号召:“富起来吧!” 。1979年,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。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,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。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,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。从英国开始,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——罗纳德·里根——的家乡美国,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“老欧洲”国家 。经济学家们认为,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,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。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,而买主则饱受痛苦,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,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。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,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;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,特别是加工业。在发达国家,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,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,中国的劳动力众多,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,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。

离开农村的农民、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、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,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“劳动力后备军”。有几亿人在待命,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,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,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。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。但是在中国,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,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。资本家们早已懂得,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,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。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·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。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、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。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。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,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。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,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——20世纪的最后20年。撒切尔主义、网络、经济自由化,以及新的技术革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,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。日本和该地区的小“老虎”们开始起飞时,世界贸易的年增加率只有5%,到了中国进入大发展之后,世界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10%。这股海上强风推动了中国大雁,使它更容易地展翅起飞。同时,要让它的速度比风速还快,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,也更为困难。但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。永生快车只是一个例外,这本科幻小说超越了现实,而且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越现实。成百万的法国人、德国人和美国人不会在明天就争先恐后地跑到中国海南省,到华南那些天堂般的海岛上去。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,许多党政要员们同样也喜欢在那里渡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1/4部分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在物品、资本、服务和人员方面的交流,但历史表明,男人和女人是其中最不活跃的“旅行者”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,商品的交流遍布全世界。在外汇市场中,各种金钱每天也在频繁转换。然而,重大的移民活动到目前为止依然屈指可数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移民的趋势变得更慢了,人们不能很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土地。这个构想出来的故事,装满灰色帐篷和富人的列车,即将离开巴黎东站开向中国的故事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纯粹的幻想。网赌信誉官网在人类的经济史中,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(13亿人口),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(25年),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(每年8%)。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,但却引起了不安。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,世界曾改变了中国。今天,中国就要改变世界。明天,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。

“谁来养活中国?”——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。10年前的1995年,莱斯特·布朗——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——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《谁来养活中国?》。惊慌是无益的,在1960~1961年的“大跃进”之后,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。在北京,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,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,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。从莱斯特·布朗发出呐喊以来,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,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,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,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。不过,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。在世界的另一端,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,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。如果说,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,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。在中国,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,而邓公的名言则是“不管白猫黑猫,抓到耗子就是好猫!”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、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。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“硬道理”,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,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。在许多方面,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——“伟大的舵手”——截然相反的做法。他首先解放了农民,然后让工业自由化,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。最为重要的是,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,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。如同大雁组成“V”字队形飞翔一样,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,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,相互之间间隔10~20年。有时,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。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,很快就占据了“V”字队形的领头地位。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——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、价格便宜、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。到70年代,一群小雁(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和韩国)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。此时,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,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,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。在东京,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、韩国拿走的小玩具。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,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,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:软件、医药、化妆品等。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,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。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,从90年代开始,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(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)加入了飞行队伍,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。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。首先,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,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。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。国家越小,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,上述的比例就越高。例如,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,既无石油,又无汽车制造,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。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、汽车和食品,用的钱都是靠出口(运输、金融服务等)赚来的。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,它还做转口贸易,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!相反,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,而不用到外国购买。所以,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。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,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。今天,按前述指标来计算,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。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,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。

“初级产业”的节奏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。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曾经以为,自己已经能摆脱所谓的商业周期。但事情并非如此,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还是会追随世界的局势波动,有高峰,也有低谷,有繁荣,也有衰落。如今,中国这只饕餮的到来重新点燃了许多数十年来多少受人冷落的产业,激发了新的研究、创造和投资活动。全球的某些产业,例如农业和核工业,整个都乱套了。甚至,许多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产业领域也受到了波及,它反映出,随着餐桌旁边那位新食客的加入,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受到深刻的影响。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,而没有发生在中国,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“大分流”?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,书名就是《大分流》,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。一些人,例如彭慕兰,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;而另一些人,例如英国人戴维·兰德斯,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(与中国相比,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);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。今天,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,世界出现了“大趋同”的形势。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,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“新手”,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。在苏州工业园区,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。4,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,8,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。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,在生产线的尽头,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。于是,旺达成了“中国制造”。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,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在那里,供工厂进行“制造”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。从摩托罗拉的“芯片”,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,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:小小的“中国鼠标”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,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,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。构成一只“鼠标”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,成本约为14美元,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,“鼠标”的父母——它的设计者、罗技国际公司——拿走8美元,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,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。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,000名中国工人。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,还要支付电费、仓储费、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。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,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——《首席执行官》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。1984年,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。在青岛,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,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,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,再后来是另外几家,全都是冰箱厂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,有的生产洗衣机,有的生产空调等。从90年代初开始,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,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%的份额,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。从他所在的港口,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,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。20年来,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%,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(其中有10亿是外销),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民意测验表明,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。张瑞敏先生是杰克·韦尔奇的崇拜者,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。他并不想就此止步。人们一向认为,中国没有世界品牌。而海尔在昭示: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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